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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成就这么大,为什么诺奖看不见?

2019-11-03 14:36:18

《文汇报》专栏作家[·刘成亮]

当我们早已习惯了与诺贝尔奖隔离的体质时,2019年经济学奖不禁让许多中国人感到困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已经减少了超过8.5亿人的贫困,为全球减贫做出了70%以上的贡献。它在反贫困方面的成就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作为一个在减贫方面成绩最突出的国家,不应该让它获得这一享有盛誉的减贫研究经济奖。这种怀疑使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变得非常热门和有趣。

虽然诺贝尔奖在各种奖项中都受到高度赞扬,但它的含金量却大不相同。至于诺贝尔奖,一直都有这样的观点。如果把它分为两类:物理奖、化学奖和生理学奖,它们作为奖励对人类自然科学的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它们引起的争议很小,被认为具有最高的含金量。相比之下,和平奖、文学奖和随后的经济奖充满了话题和争议,尤其是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因此,和平奖的获得者会不时给人们带来惊喜。文学奖令人尴尬。经济奖被嘲笑为诺贝尔政治经济学奖。

这也难怪,就像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差距一样,因为前者有一定的客观标准或可验证性,很容易超越国界,获得同行的认可。然而,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受到代表性和价值取向的质疑。虽然社会科学的创始人主张价值无关紧要,但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价值中立,也不可能用客观的尺度来衡量复杂的社会。

10月14日,三位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照片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屏幕上展示。新华社记者郑焕松/照片

回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身上,他们减少贫困的努力仍然值得我们尊敬。但是客观地说,如果把中国的扶贫研究和经验作为参考,那么几个赢家的观点和方法就没有什么新的或独特的了。中国的反贫困研究比两位获奖者的书《贫困的本质》要丰富得多,也更有启发性。

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中国贫困的性质已经从温饱意义上的绝对贫困转变为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然而,在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背景下,中国的贫困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格局。因此,在新时期,随着扶贫任务的转变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中央政府为了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在吸取以往扶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扶贫政策进行了深入整合。以精准扶贫为代表的新时期反贫困战略更加注重精准扶贫。其核心目的是“找到贫困的根源,对症下药,对症下药”

在扶贫措施方面,本轮扶贫将教育扶贫、医疗保险援助、住房保障、产业发展、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措施纳入扶贫战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扶贫体系,进一步弥合了社会救助和扶贫开发这两个相对独立的政策体系之间的差距,从更深层次提高了扶贫绩效。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确扶贫不仅是一项全面的反贫困政策,也是解决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重要社会政策。

通过动员各行各业的力量,中国的政治体制便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准确的扶贫充分反映了这一点。首先,国家通过分解扶贫任务和签署责任表,确保所有任务都有明确的责任主体。第二,通过政治动员,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应成立对口援助单位,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资源投入。第三,通过行政动员等手段,让系统干部深入基层,参与一线扶贫工作,增强基层治理能力;第四,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企业、社会组织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农村扶贫...

这是一次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扶贫经验。通过一系列动员措施和政策组合,国家迅速加强了农村地区的治理能力,从而为实施准确的扶贫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在政策实践中,精确扶贫是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既能集中更多的人力资源和政策资源,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优先解决问题的权利。所有这些都确保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回应,同时促进灵活调整政策,以适应复杂的基层做法。让最先进的治理理念在贫困地区落地生根。这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是通过政治体制的充分动员而成为可能的,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在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方面的优越性。这些反贫困政策措施在减贫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些社会科学实验无法比拟的。

当然,我们不否认几位获奖者的贡献和努力。我们承认并认可他们的研究,但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获奖就贬低自己或失去信心。例如,受颁奖规则的限制,1500名有资格获得提名的人大多来自欧美国家,以及语言和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研究尚未得到充分的认可和认可。因此,中国经常面临各种傲慢和偏见,在颁奖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不值得一提,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减贫成就最突出的国家,本身就是一座理论上的超级富矿。然而,一些获奖者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从事减贫研究。研究对象、国情等与我们的有很大不同,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因此,面对这些,我们仍然“各有其美,美中有美”。

归根结底,社会科学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很难找到所谓的通用标准。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存在话语霸权问题,话语霸权本身就是世界霸权的映射。由于我们在过去100年中的落后地位和我们在世界体系中相对较弱的声音,我们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信心有些不足。

事实上,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有着如此广阔的应用空间。例如,莱克斯是第一个试图解释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人。他提出了一个经典命题,即一个国家贫穷是因为它贫穷。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资本都会形成恶性循环。这两个方面的恶性循环相互作用,形成了发展中国家无法突破的贫困陷阱,即“贫困恶性循环”。纳尔逊揭示了贫困自我维持的另一个循环机制,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low level equipment trap),即人均收入处于维持生命或接近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莱宾斯坦认为资本稀缺是阻碍欠发达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临界最小值”。他认为欠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低收入的稳定均衡。打破这种平衡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增加收入的动力大于降低人均收入的阻力。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初始阶段进行大规模投资是必要的,也是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的重要前提。

这些理论似乎已经成为后世不可逾越的大山,并被高度引用和认可。这些理论更多地关注欠发达国家发展困境中的资本因素。资本当然非常重要。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外部扩张和内部开发实现了工业发展的资本积累,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然而,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这条道路不仅是不可逾越的,而且在发达国家创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也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只能被迫将资源用于资本,或者依靠主权进行投资和其他发展道路,这些最终由他人控制。

就实际效用而言,尽管一些发展经济学研究者获得了极高的认可和荣誉,其中一些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许多药方很少成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国内经济研究者常常感慨,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似乎有着完美的逻辑,但它却一再没能指导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应该坚持植根于当地经验,这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研究。

2016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榕树村鲁尤金家中查看《扶贫手册》,了解扶贫措施的实施情况。新华社记者兰·洪光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依靠独立自主,走上了成功的反贫困之路。国家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从而解决了温饱问题。在税制方面,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费,加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继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养老保障制度和义务教育制度,为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构筑了一条又一条保障线和安全阀。就外部市场机会而言,该国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一系列完整的类别也为劳动力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农民可以在全国劳动力市场自由选择工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增加收入提供机会和空间。在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和通过代际传递进入城市的方式,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渐进城市化道路,避免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贫民窟”和政治社会动荡等问题。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日益重要的作用,社会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期。社会科学研究者应更加关注地方经验的发展,促进理论创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国家发展服务。他们没有盲目崇拜西方,而是被诺贝尔经济学奖等荣誉牵着鼻子走。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一个可以比较和借鉴的国际视角,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遵循不加思考的取之不尽的原则是不明智的。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烹饪小菜。解决中国问题需要多种声音和中国特色的道路。我们能跪在借贷原则面前吗?!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否成功,能否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仍然充满挑战。中国13亿人口和7亿农民的基本国情,使我们难以直接借鉴发达国家的减贫和福利理念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中国的反贫困研究仍然需要警惕“想当然、实事求是、立足本地经验、为国家和民族发展服务”的原则。回到诺贝尔奖的话题,面对物理、化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奖,我们应该正视差距,不断努力。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其他荣誉,即使获得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没有赢,也应该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它,坚定不移地做好研究工作。佛教的心态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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